乃是觉得祝缨前途不差，不至于惦记上自己这点家底，想请她做个见证人，以免自己死后两个儿子争产闹得败家。祝缨答允道：“只要我在。”

王司直将自己买的田契拿给祝缨看，又写了一张文字写明如何分配财产，盖上自己的印，按上手印，交祝缨保管。再三拜托，并且将自己新置的腰带送给了祝缨。

祝缨出了王家，回去就与花姐商议，花姐道：“他既信任你，又送了礼物，你就收着。明天我就与干娘去找他寻过的中人问问，那中人为了应付他，必有准备，咱们看看他没买的那些个。”

花姐有主意，像买房、买地不似旁的花销，没买的不一定是不好，还有可能是太好。譬如王司直准备买两块地，如果一块太大了，他就不会去买。又譬如，如果他的钱不足，有一块合适的地他也就买不下来。

祝缨就将这些事情都交给花姐去操持，心道：等田地置下来，安排好了，可再安排一间城外的农舍了。咱们都有个退路，也能专心干事了。花姐学医的事儿，还是继续下去的好。药铺不收女弟子，就问问有什么医药好的尼庵之类，反正现在身份光明正大的。

到了六月里，祝缨去吃了王司直休致的酒，又吃左主簿晋升司直的酒，大理寺复核旧案的事儿也收尾了。郑熹向皇帝报了复核的情况，重封了案卷，大理寺终于又回归了日常。

祝缨反而有些不习惯了——她一来就是复核旧案，那个时候郑熹也在办龚案，后来连龚案都让她参与了，更是忙。

现在两件大事突然没了，她出奇地闲，难过得要命，不好说盼着有点什么事发生，只得每天上午打算盘，下午背书，仿佛是一个学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