堂众臣将土木之败，归于权宦作乱，将怯军弱，贻误战机，以致大败。

但是，在这份奏疏当中，杨洪提出了新的看法。

他直接的指出，土木之败，败在军队制度废弛，败在朝堂重文轻武，败在朝廷不修武备。

明里他指责的是三杨对太上皇教导有失，但是实质上，他的矛头直指的是近些年来，朝中打压武将的风气。

这其实很好理解。

以鹞儿岭一战为例，若是在出战之时，朱勇能够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指挥权，那么以他的战略素养，必会稳扎稳打，不会轻敌冒进，以至于有此大败。

退一步说，即便朝廷体制管着，不可能让主将独掌一军，那么，若是监军大臣和宦官，能够有基本的军事素养，且对领兵大将的命令不横加干涉，也不会有此祸端。

这一切的原因，往根子上说，其实本质在于，朝廷武将的地位日趋降低，而武将之所以日渐被文臣打压，究其根本，实际上在于，自三杨主政一来，朝堂上长久弥漫的轻视武将的风气。

永乐，宣德两朝，武力煊赫，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，以至于，在三杨看来，大明国威之盛，在军不在将。

说白了，有大明数百万官军在，领兵大将无论是谁，是否有韬略智谋，皆可战而胜之。

这种古怪的自信，导致整个正统时代，既对边事充满着自信，又对边事充满着忽略。

所以三杨在教导朱祁镇时，从不重武略，而更偏文治，所以文臣敢肆无忌惮的打压勋贵武将，所以在土木之役时，满朝上下，都认为朱祁镇虽然胡闹，但是最多就是损失惨重，不至于败。

然而，事实给了他们每一个人，一个狠狠的教训！

所以实际上，杨洪的这份奏疏，鹞儿岭之战，只是个引子，他想要的做的，是给土木之役中的众多将领平反。

甚至于，再往深了一层说，他这是要，给长久以来，被打压的勋贵武将们，处一口气，争一次胜！